任何一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大项目，背后都有一段草台班子左右为难的黑历史。

反过来说也一样，一个草台班子想快速升级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空降一个狠人当鲶鱼，顺便把原来池子里的鱼都给炖了。

1950年的广西，就是这么一个让人头大的项目。

刚交接过来不到半年，基础差，盘子乱，山头林立，各种地方武装KOL号称九万多人，比某些平台的认证大V还多。

这帮人平时是村民，天一黑就成了主播，在岩洞里开直播，内容主打一个“谁动我，我干谁”。

随军干部形容得特别朋克：“三面是山一面是水，天一黑，鬼知道岩洞里会钻出多少枪口”。

面对这个烂摊子，广西省委和省军区的大佬们坐下来开了个产品规划会。

省委书记兼司令张云逸，老成持重，身体还不太好，坚持认为要走群众路线，先搞用户运营，把基础打牢，再动手清场。

他的副手莫文骅也是这个思路，觉得得先把乡村的组织架构搭起来，不然一切都是白给。

这套打法，讲究一个“慢工出细活”，先做社群，再搞转化。

但副司令李天佑不这么看。

李天佑是典型的急脾气技术流，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刀口见红才是真解放。”在他眼里，跟BUG讲道理是没用的，直接上代码修复才是王道。

你跟土匪搞怀柔，这不是对牛弹琴，这是对牛唱rap，牛不但听不懂，还觉得你吵。

两条路线，一个是产品经理思维，一个是硬核开发思维，在常委会上吵得不可开交。

最后搞了个折中方案，上半年先打掉大的团伙，下半年再清理小鱼小虾。

听着挺有逻辑，结果一落地，满地是坑。

第一个坑，是政策执行的BUG。

全国的政策是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”，突出一个宽大处理。

这在别的地方好使，在广西就成了BUG。

很多山民亦匪亦民，武器和粮食都靠村里的“互助会”共享。

你把他抓了，只要他认个错，上午宣誓脱离组织，下午就能回家。

结果呢？

晚上又把枪扛起来了。

这不就是互联网公司的“用户召回”吗？

只不过人家是负向召回。

土匪越打越碎，跟割韭菜似的，一茬又一茬。

第二个坑，是历史遗留的“用户资产”问题。

广西很多地方，特别是马山、横县，家家户户都有火绳枪，这玩意儿是生产工具，打个猎、护个田都靠它。

你想一次性收缴？

等于没收人家的饭碗，分分钟给你搞出群体事件。

但你不收，这些人白天是群众，晚上就可能是土匪，敌我识别系统直接瘫痪。

军队进去搜，怕误伤；干部进去劝，没人听。

项目进度就这么卡住了。

就在广西本地团队焦头烂额，在产品和技术路线之间反复横跳的时候，总部派人来了。

1950年6月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，带着总部的KPI考核表空降南宁。

这位大佬可不跟你玩虚的，一落地就开会，往台上一站，就差掏出PPT了。

“照你们这样搞，三年也剿不完！”陶铸上来就开大，然后开始疯狂输出，把广西的工作批得体无完肤：宽大政策搞成了放水，这是用户管理失职；民枪收缴毫无章法，这是资产处置混乱；兵力分散，像撒胡椒面，这是资源浪费；便衣侦察不足，这是市场调研没做。

一套组合拳下来，给广西贴了好几顶“绩效不合格”的帽子。

会场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

本地干部心里都犯嘀咕：这是要把我们全盘否定，然后自己来摘桃子？

莫文骅后来私下里也说，外来的同志看到了问题，但没看到问题的复杂性，广西的土地、民族、风俗，哪是能用一个标准模板硬套的？

教条主义硬搬，肯定要顶牛。

但现实就是这么骨感，上头就认陶铸的报告。

中央随即要求广西限期整改，责任到人。

说白了，就是下了死命令，再搞不好，就有人要被“优化”了。

压力之下，必有新活。

7셔起，一套全新的打法，或者说是一套“陶铸PLUS”版的方案开始执行。

首先，处理“用户资产”（民枪）搞起了分级运营。

乡政权负责登记备案，你家有枪可以，先报备。

然后小分队高强度巡山，形成威慑，但不大张旗鼓地进村搞“一刀切”大搜查，避免激化矛盾。

这叫什么？

这叫存量用户的精细化管理。

其次，清剿BUG（剿匪）改用“点面结合”的互联网战术。

主力部队不再分散，而是集中优势兵力，直接围剿那些粉丝量大的匪首KOL所在的山头，搞饱和式攻击。

同时，派出无数个小分队，像爬虫一样渗透到各个交通要道，切断他们的流量和补给。

这叫精准点杀加流量拦截。

再者，用户政策也升级了。

宽大可以，但有次数限制。

第一次被抓，可以教育释放。

第二次再被抓，对不起，您已触发风控机制，直接送去集中劳改，别想再出来了。

这就有效杜绝了反复横跳的刷单行为。

这套组合拳打下来，效果是降维打击。

三周时间，桂北一个专区就收了两千多支枪，顺手把大源山、白竹山两个硬骨头给啃了。

李天佑的暴脾气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他把兵力整合成三大机动兵团，配合地方警备营，既打山上的匪首，又断山下的粮道。

他在战前动员会上就一句话：“包围圈务必在日落前合拢。”集中火力，效率翻倍，之前那种零敲碎打的添油战术，彻底被扔进了垃圾桶。

用户运营（群众路线）也换了皮。

以前是念文件，老百姓听得打瞌睡。

现在是搞“山歌宣传队”、“三人小讲堂”，在侗族苗族山寨，干部们跟寨老围着火堆，一边唱山歌一边聊政策。

这种接地气的社群运营，效果拔群，很多山民当场就从床底下、墙缝里把枪交了出来。

军事围剿和社群运营双管齐下，匪患就像被扎紧了口的麻袋，空间越来越小。

到年底一盘点，数据非常好看：收了六万多支枪，连迫击炮都搞到了二十五门，成规模的武装基本清零。

广西的KPI，从中南六省的“吊车尾”，一下挤进了“中游”。

项目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常规操作：组织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。

身体不好的张云逸去上海“疗养”了，实际工作由李天佑和另一位副书记何伟接手。

之前坚持“慢工出细活”的莫文骅，接到调令，远赴东北。

临走时，陶铸客气地对他说：“地方化任务另有人承担，请放心。”这话听着温和，但背后的意思，懂得都懂。

项目成功了，但最初的产品经理被调岗了，冲在最前面的技术总监拿到了主导权。

1951年初，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土匪部队落网，这场声势浩大的“BUG修复工程”终于收尾。

曾经枪声四起的山谷里，开始出现修路队和供销社。

那些打红了眼的年轻士兵，脱下军装，换上工服，转身投入到下一个项目——水利和农垦建设中去。

有人问：“剿匪完了，接下来干啥？”

回答只有八个字：“耕山、修渠、搞生产。”

这简短的回答，道尽了那个时代不容置疑的终极目标。

所谓剿匪，从来不只是为了消灭土匪，而是为了清空场地，让生产力这台真正的印钞机能够顺利运转。

枪声必须停在山谷，人心才能安在田埂，然后，新的KPI才会滚滚而来。

魔幻吗？一点也不。这不过是商业逻辑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次经典复现。